有時不禁會想，我們是憑藉什麼「身份」在編撰教材呢？
那天去訪問一位在地的文史工作者，他說：「我採編的民俗誌是介於學術與民間兩者，他們（學術界）並不承認我的東西，而民間有時也不一定能接受我的東西。」記得張大春在批判文化 創意產業時，用了一個詞叫學術封聖（canonization）。有時一些社區大學的老師，擁有的知識有別於學術界，也不一定擁有學位，但這些「技藝」能說他沒有價 值嗎？孔子說： 「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遊藝。」在今天，如何界定「藝」的範圍？如何能夠判定一門學科沒有「價值」甚至說其「小道」也！？
以往，我很喜歡引用所謂的「後XX主義」，但如今我發現他們（後XX主義）只提出 了問題，卻未提供解決的方法，實踐上幾乎窒礙難行。（也許只有我這種無聊的人會想實踐這些亂七八糟的主義？）周旋在各學科間，嘗試用自己的語言去詮 釋，意圖將學術火星文翻譯成口語。往往戰戰兢兢、讀了再多素材依舊非常不踏實。我們是憑藉什麼「身份」在編撰教材呢？
用「編撰」也許溢美了，充其量不過剪刀漿糊的功夫吧！
當審查會上，民間專家遇上了學術界的學者，我們該用什麼「身份」編撰教材呢？ 從專案的觀點，一切以結案、利潤為第一優先。而要想結案，首先面對的 是公部門的長官、學者，再來是內容專家，最後才是一般學習者。而從教材設計的觀點， 卻完全相反...。現今流行的各派典，都會說凡事要以學習者為 中心。那...我們的「學習者」又在哪裡呢？
如果有這麼一天，當各個「角色」衝突時，該憑藉什麼「身份」去面對學習者、內容專家、審查委員、業主呢？身為教材設計者又當如何取得「知識敘述的合法性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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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.12.27
